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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爾加多:攝影源于我是誰,我在做什么,我從哪里來?(上)

        2019-7-24 09:31| 發布者: cphoto| 查看: 720| 評論: 0|原作者: 薩爾加多|來自: 輪到你了

        摘要: 薩爾加多輪到你了:他是攝影世界的傳奇,有人視之為英雄,也有人并不喜歡他。串聯起塞巴斯蒂昂·薩爾加多迄今為止75年攝影人生的關鍵字,是一個接一個雄心勃勃、氣象宏大的攝影項目:《薩勒穆,困境中的人們》、《另 ...
        薩爾加多
        輪到你了:
        他是攝影世界的傳奇,有人視之為英雄,也有人并不喜歡他。
        串聯起塞巴斯蒂昂·薩爾加多迄今為止75年攝影人生的關鍵字,是一個接一個雄心勃勃、氣象宏大的攝影項目:《薩勒穆,困境中的人們》、《另一個美洲》、《勞動者》、《遷徙》,乃至于數年前完成的令人嘆為觀止的視覺項目《創世紀》,這些報道經年累月,跨越全球,打動了全世界的觀眾。薩爾加多,以經濟學者的眼光審視世界,以人道主義者的仁心體恤同類。他的每一個曠日持久的影像工程都是從自身出發,從心出發,通過作品,我們看到他對這個世界永無止境的好奇心與對人類深沉痛徹的愛與柔情。
        “一個人的生命歷程和人生積累會在你按動快門的一瞬間釋放出來。我的攝影反映的是我的思想,我的經歷。”到底是何種豐富而獨特的生命經歷、體驗與價值信念,滋養出薩爾加多如此輝煌壯闊的攝影人生呢?
        在由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的《薩爾加多傳》中,這位偉大的攝影師平直而真誠向你親述那些塑造他的世界觀與價值觀的獨特生命歷程:他的童年,他的故鄉,他得到的教育,他的靈魂伴侶。字里行間,那個渴望遠方世界的少年如愿以償。在得到一份完整圓滿的愛時,他也將之完完整整地回饋給他所珍愛的妻兒,以及這個世界。
        我的家鄉
        “如果上蒼真的創造了世界,那一定是在我的家鄉。”
        興谷河上游地區。巴西,馬托格羅索州,2005年。
        1944年,我出生于米納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淡水河谷鎮空曠遼闊峽谷中的一個農場,小鎮的名字來源于流經這里的淡水河。峽谷面積有整個葡萄牙大小,以出產金礦鐵礦而著名。在我的童年時代,峽谷的一半都被大西洋森林覆蓋,但是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樣,隨著巴西進入市場經濟,森林開始被砍伐和毀壞。
        我父親的農場很大,自給自足,有30多個家庭生活在那里。我們種植大米、玉米、西紅柿、土豆、甜薯和水果,生產一點點牛奶。我們還養豬和牛,農場運轉得很好。我父親是農場的擁有者。他有雇員,但那些雇員也擁有自己的牲畜,并以耕種一些土地為生,他們會把生產出來的一部分產品交給我的父親,其余留給自己。那時候沒有人很富或很窮。從葡萄牙人進入巴西后,這樣的農場就一直存在著。
        我對這片土地有著美好的童年記憶。我玩耍的地方大,到處都是水,我在河里游冰,那里到處是凱門鱷,這些鱷魚與人們印象中兇狠可怕的魚相反,它們并不攻擊人類。我還有一匹馬,每天早晨我都騎著它出去玩,直到晚上才回來。
        那里是丘陵地帶,我常常騎馬馳騁到農場邊界最高的山丘上,從那里,我可以俯瞰整個山谷,幻想著能夠看到更遠的地方,想象在地平線后面是怎樣的世界。在雨季,有時候由于山體滑坡,我們要在那里過一個月與世隔絕的生活,但我們可以自給自足,什么都不缺。我的童年給我留下了一段美好的時光,讓我至今對這片土地充滿了無盡的愛。
        我所做的每個攝影項目看起來都是雄心勃勃的,它們都是需要持續幾年、穿越地球不同地方的宏大工程。有人說薩爾加多是個自大狂,但是我出生在擁有8,511,965平方公里土地的巴西,有15個法國那么大,我習慣于巨大的空間,習慣于旅行,習慣于今晚睡在一個地方,明晚睡在另一個地方。
        當我還很小的時候,父母就讓我獨自一個人去看望我遠嫁的姐姐。要知道,這整個行程相當于從巴黎到莫斯科或到里斯本的路途。那個年代,交通沒有現在這么方便,有些路還需要徒步,所以我很小就學會了旅行的本領。
        我的父親和幾個同伴一起,通常用一根小棍子趕著500或600頭豬,步行30天,這期間,他們有的是時間交談,欣賞風景,這種慢生活也是攝影的一部分。今天,雖然飛機、火車、汽車可我們從地球的一端帶到另一端,但當你拍攝時,是需要時間的。你需要接受人類和動物本能的生活節奏。盡管我們的世界現在高速發展,但生活的意義并不在此,你要拍攝這個世界,就需要尊重生活。
        我的家鄉是那么美麗,山巒不算高,但非常雄偉。如果上蒼真的創造了世界,那它一定就是在這里完成了的巨作。這片土地是如此美麗,與我到過的世界其他地方又是那么的不同和獨特。
        在這里,我學會了去觀察和喜愛那些大自然中不同的光線變化,這些光線一直伴隨著我的生活。在雨季,當大自然正在醞釀一場暴風的時候,天空布滿了厚厚的云層。我出生的那天,天空中濃云密布,光線穿透厚重的云照射下來,這些光線后來也進入了我的影像,實際上,這些畫面在我拍攝之前,已經出現在我的腦海里了。

        我是被呵護著長大的,小的時候,為保護我的皮膚,我經常被迫帶上帽子,或坐在樹下,那時候沒有現在的防曬用品。我總是看到我的父親從陽光中慈愛地向我走來。這片光芒,這片寬廣的土地就是我的歷史。我就是這片土地、這些旅行和變幻的光線的作品,它們造就了我。我現在生活在法國,當我從法國去美國或中國的時候,我總覺得路程還沒有小時候從農場去屠宰場那么遠。
        20世紀50年代開始,巴西出現了第一家汽車制造廠。1956-1961年,擔任巴西總統的儒塞利諾·庫比契克可以說是巴西歷史上最具活力的國家發展支持者。他在1960年4月21日創建了巴西利亞,巴西從四百年的沉睡中覺醒,我們有一種生活在一個嶄新國家的感覺。
        像其它的年輕人一樣,我希望成為變革的一部分。法律對于我似乎太傳統,在我看來,經濟學似乎代表了一切最現代的事物。在那段時間,巴西東北部開發管理局和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建立并成立了經濟學院,我想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我渴望踏上這現代的冒險之路。
        20歲的我在法語聯盟習的時侯,愛上了萊利婭,那時她17歲,中學五年級,萊利婭出生在維多利亞,她在音樂學院學了10年鋼琴。在她17歲那年,她開始做一名小學老師,給學生上鋼琴課。她棒極了。我們的婚姻已經超過45年了,到現在,我仍覺得她和那時候一樣美麗。自從我們相遇,我們就一起分享一切。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有就曾一起探求政治問題。
        我追隨的團體密切關注著這個國家的局勢發晨,我們著看人們離開農村向城鎮轉移。工業需要勞工,有的整個家庭都離開了故土。我們目睹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出現。在那之前,我一直沒有意識到,原來自己來自一個游離于市場經濟之外的世界,那里沒有富人也沒有窮人。
        工業體系的建立,使得來自農村的人們在城市發現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大多數人陷入貧困。我開始頻繁接觸左翼政黨的活躍分子,共產黨當時非常活躍,其中有一些活躍分子組織了社團,如天主救青年學生會。那些“左翼”基督教機構發起的政黨更為激進,像我加入的大眾行動組織,信奉古巴的革命理想,并打算展開武裝斗爭。
        我上大學時學習的經濟學與今天非常不同:現在更多地專注商業經濟學,但在當時,這只是我們課程的一部分,我們還學政治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公共財務學。我對宏觀會計學真的非常感興趣。我想要做長期研究項目,在我建立的一個經濟模型中,如果控制某些變量,就有可能給經濟趨勢真正的動力。
        我對大規模儲蓄的想法也十分感興趣,于是想繼續在圣保羅大學完成我的碩士學位。當時這個學位剛剛設立,在巴西,它是獨一無的,僅有25個名額,我很幸運地被錄取,并獲得了實學金。我在1967年12月15日獲得了我的第一個學位。16日,我和萊利婭結婚,然后立即返回了圣保羅,以便于來年1月繼續我的碩士學位。那年我23歲,萊利婭21歲。
        非洲,我的另一個故鄉
        “我們的生活方式如此相似,我們有相同的飲食、講話和娛樂的方式。非洲的旅行貫穿了我的一生。”
        發現盧旺達就象重新發現了我的祖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非洲是巴西的另外一部分:當你查看地球的版圖時,你會明顯感覺到,非洲、拉丁美洲和南極洲在1.5億年前一在它們分開之前,是一塊大陸。如今雖然大陸板塊分離,同樣的植被和礦產仍然可以在非洲和南美洲找到。在文化層面上,非洲的奴隸被葡萄牙人從莫桑比克、幾內亞、安哥拉、貝寧、尼日利亞等國帶到巴西,也給巴西留下了深刻的社會印記。歷史的碎片和這些民族的傳統組成了巴西文化的一部分。
        這就是為什么非洲的影響對巴西如此重要。我從小就夢想去非洲旅行。當我來到盧旺達時,我立刻感到我對那里是如此的熟悉:我們的生活方式如此相似,我們有相同的飲食、講話和娛樂的方式。非洲的旅行貫穿了我的一生。我和這塊大陸完全綁在了一起。
        在盧旺達、布隆迪、扎伊爾、肯尼亞和烏干達的旅行期間,我意識到,比起回來后不得不寫的報告,我所拍攝的照片更令人愉悅。我很努力地寫完了報告,雖然工作無可否認地令人著迷,但是攝影……
        在倫敦,每到周日,萊利婭和我會租一條小船,在海德公園研究身的人工是蛇形湖中放舟,我躺在船上幾個小時,討論我放棄經濟研究投身攝影的愿望。我不斷地問自己:“我應該做這件事嗎?直到有一天,我要改變的題望徹底占了上風,這使我下決心放棄經濟研究。1973年,我29歲,在萊利婭的支持下,我放棄了前途似錦的職業,成為一名自由攝影師。
        告了高薪、漂亮的公寓和跑車,我們回到了巴黎,租了一套頂層的一居室公寓,那里白天當暗房,晚上作臥室。同時,萊利啞在準備她的都市主題論文,并夜以繼日地為建筑項目工作,以支持我們的日常開銷,她都是在項目接近完成期限時參與進來,所以工作強度極大,工作起來常常忘記時間。她還為在巴黎的巴西人創辦的一份小報工作,掙些錢,她自己學會了排版、影像調整編輯,等等,這些都為我們后來自己出版圖書發揮了作用。我們把收入都用于購買攝影設備。我們有一個目標,所以我們為此準備承受一切。我記得我們那時沒有淋浴,洗澡就到有條件的朋友家里。
        同一年,我們出發執行一個報道任務。在非洲,當然是非洲!萊利婭正在期待我們第一個孩子茹利亞諾(Juliano)的出生。我們穿越尼日爾,當時正是夏日,天氣熱得駭人,但是正因如此,我們可以感受到非洲,我們喜歡待在那里。我們同天主教反饑餓與促進發展委員會,從及法國基督教公益組織“幫助失散者聯合會普世互助組織”一起拍攝饑荒。這兩個組織在我們前往的地區織當地人抗擊干早,我們或是坐卡車,或是乘飛機帶食品供給,一路奔波。路動很艱苦。我們目睹了一些可怕的場景,但也令人興奮,我們的影像可能會有助非洲抗擊干早的項目。
        我們從尼日爾回來后,搬到了昂吉安萊班,住在我們的好朋友巴斯家一棟可愛的房子里。他們也曾借給我們在尼日爾進行影報道所需的資金。在那里我們才有條件沖洗膠卷和印放照片。
        在此期間,我病倒了,因為在旅行中連續吃了幾周木薯之后,旅途快結束時,我還是沒能抵抗住誘惑,在阿加德茲市場買了些肉回來吃。這些肉一定是被污染了,我感染了弓形蟲病,幸運的是—感謝孕婦的第六感,萊利婭一口都沒吃。由于我的生病,萊利婭不得不肩負起聯系雜志和銷售照片的工作。同時,萊利啞還得在暗房中沖洗膠卷、印放照片,換句話說,她為我做了一切。
        天主教反饑餓與促進發展委員會非常喜歡我的一張照片。那張照片中,一個女人站在一棵樹旁,背對著光,頭頂著瓦罐。他們決定用這張照片印制出“地球屬于每一個人”項目的宣傳海報。因此,我的照片被掛在了法國所有教會、所有教區的房子里,以及天主教反饑餓與促進發展委員會的多個中心。
        我不知道該怎樣為我的照片開價。天主教反饑餓與促進發展委員會幫我設定了價格來保證我們可以賺到一定數量的錢,以便可以租得起一套小公寓,但是萊利婭和我寧愿把這筆錢投資在攝影器材上。我購買了我所需要的徠卡相機器材,還購置了一臺出色的照片上光機和專業的放大機,這些器材我們至今仍在使用。
        我不敢說自己是一位非洲專家,但我是如此熱愛拍攝這片土地,1975-1979年,當我為伽瑪圖片社工作的時候,我會自告勇爭取每一次去非洲的機會,長期的拍攝項目比最近發生的事件更讓我感興趣,在那個時候,你可以很容易地靠拍部長會議或名人的肖像賺錢生活。然而我特別的愛好往往并不是那么有利可圖:我采訪的事件的照片,通常只發表一次,雖然它們仍然屬于當前的新聞,但發表之后,這些照片就被當作檔案保存起來。
        但不管怎樣,我的工作收入可以支持我們的小家庭,這已經讓我感到快樂。最終我得到了回報:在非洲為期30年,近40次的報道后,我得以在2007年出版我的書《非洲》(Africa)。對于非洲大陸,我拍攝了非常多的照片,甚至能夠再出版一本專輯。我非常慶幸在這些年能夠有那么多的機會去非洲旅行,在那里觀察和學習,這讓我的工作可以持續。與此同時,我的照片也能反映非洲這些國家所發生的變化。
        自從我認識了攝影,就從未停止拍攝,并且每次都能從中獲得極大的樂趣。作為一名經濟學家,長期的訓練使我可以把這快樂的時光轉換成更長期的拍攝項目。
        年輕的活動家,年輕的攝影家
        “世界分為兩邊,一邊是自由世界;另一邊則是缺乏一切的世界。”
        盧旺達難民營。坦桑尼亞,貝納科,1994年。
        當我第一次把自己投入攝影領域的時候,我準備嘗試拍攝一切:裸體、運動、肖像……總之,什么都拍。終于有一天,我發現自己非常關注社會問題—雖然說不清為什么。事實上,這也是完全自然的。我經歷過巴西偉大的工業化時代,在還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關注社會問題了。
        還記得當初我們剛到法國,雖然那時我還在學習經濟學,但萊利婭和我計劃去蘇聯,完善我們的“左翼”教育。所以在1970年,我們開著雪鐵龍牌2CV汽車來到布拉格,去看望萊利婭叔叔的一位朋友(她的叔叔是巴西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這位朋友是巴西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逃亡到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他告訴我們:“忘記蘇聯。在這里,革命已經完結了。官僚機構從人民的手中奪取了政權。如果你們想成為社會活動家。就和那些移民一起去法國吧。”
        有人問我是如何進入社會紀實攝影領域的時候,我的回答是:它就是來自我的政治承諾和我的根。我們認識許多像我們一樣的難民,從南美洲、波蘭、葡萄牙、安哥拉......流亡。所以,我一開始就將相機對準那些在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難民和非法移民,這其實非常自然。
        我對非洲的愛,促使我將第一次重大拍攝報道獻給非洲大陸。我沒有去拍攝非洲的風光和民俗,而是報道非洲的饑荒,這就是我與天主教反饑餓與促進發展委員會、幫助失散者聯合會普世互助組織合作的開始。
        雖然我們本人并不信仰基督教,萊利婭和我卻對基督教社會產生了共鳴。我第一次的攝影報道發表在《克里斯蒂安》和《生活》。當時,基督教媒體被認為是“非主流”。《生活》當時每周發行超過 50 萬冊,而作為天主教的月刊,《SOS》的印刷數量卻超過100萬冊——我也曾為該雜志做了很多工作。我還為巴亞爾法新社下的《青年聯合國》雜志工作,并在弗勒呂斯集團旗下的多本雜志上發表了大量影像作品。
        所有這些媒體都有巨大的讀者群。當時在法國,基督教運動發展很強大,那也是我的世界:基督徒致力于幫助難民和經濟欠發達的國家,我是來自不發達國家,通過攝影,我試圖揭示這個充滿剝削的世界,以還其應有的尊嚴。多年來,除了其他工作,我還經常有機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無國界醫生組織、紅十字會和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一起工作。總之,我一直和從事世界人道主義救援的機構保持密切聯系。
        當我在盧旺達為國際咖啡組織工作時,我見過工人們在酷暑下,赤著腳在種植園里每天辛苦工作12個小時的情景。他們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他們的工資也不允許他們有體面的住房,以及照顧好他們自己或是讓其孩子接受教育。他們與歐洲的工人工作時間一樣多,但他們的人力毫無價值可言。他們所生產的產品被虧本出口,就好像他們在付錢給我們,讓我們買他們的咖啡;以低價犧牲他們的健康、他們的舒適和他們的基本需要,來滿足我們。我對這種不公正感到負罪。
        萊利婭和我得出結論:世界分為兩邊,一邊是自由世界;另一邊則是缺乏一切的世界,是那些身無分文的人的世界。通過我的照片,我希望將這個具有尊嚴又受到剝削的世界展示給歐洲社會,他們有足夠的分析能力接收這一呼吁。
        在我的學業中,我基本上是在研究政治經濟學,換句話說,是“量化社會學”。我們還學過歷史和不同的經濟理論課程,這些最終都是與哲學和思想史密切相關的課程。在國立統計與經濟管理學校也可以學習計量經濟學(應用于經濟學的數學)。萊利婭和我屬于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我們已經跟著阿努爾·阿卜杜勒 - 馬利克教授學習地緣政治,他曾經是開羅大學的教授,也是作為難民來到巴黎的。總而言之,我受到了扎實的教育。第一次到一個國家,我能迅速掌握這個國家的情況,將我的攝影報道放在一個歷史和社會背景下。
        對我來說,攝影就像寫作,作家用筆書寫,我用相機講述。攝影對我來說是一種激情,就像我熱愛的光一樣,攝影語言擁有強大的力量。當我第一次拿起相機,我沒有為攝影設定界限,我的好奇心可以把我帶到任何地方,任何美麗得讓我心動的地方,把我帶到那些社會不公正的地方,讓攝影與社會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面對死亡
        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倫理?它們就在我面對垂死之人,決定我是否應該按下快的瞬間。
        一再申明,我在“遷徙”項目的報道中見到過太多的困難、仇恨和暴力,并深受震撼。但我對完成這些報道并不后悔,我總是被問起:“面對這種暴行,什么樣的照片才算得上是一張好照片呢?”我的回答十分筒單:攝影,就是我的語言。攝影師不管在怎樣的情境中,都不開口說話。他的任務就是觀察和拍照。他通過照片萊工作、表達和生存。
        我愛盧旺達。我拍攝那里的工人、茶園、公園之美,我拍攝那里的種族滅絕,這都源于我愛那個地方。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我用心拍攝。我認為整個世界都必須知道這一點—沒有人有權隱藏這些悲劇,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對自己所選擇生活的那個社會里發生的一切負有責任。不得不承認,我們所屬的這個消費社會剝削了很多人,并且使許多人陷于貧困。我們有責任通過廣播、電視、報紙和照片了解那些由于南北半球地區間的某些差異而引發的悲劇,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系列災難。這是我們的世界,我們必須承擔責任。
        災難不是攝影師造成的,而是世界“機能障礙”的癥狀。攝影師是面鏡子,如同記者一樣。所以不要跟我講偷窺癖,偷窟者是站在一邊看熱鬧的政客和那些在盧旺達對民眾進行鎮壓的軍人,他們負有責任,聯合國安理會同樣負有責任,他們沒有能夠避免數百萬人被戮。
        我總是希望表現人的尊嚴。在多數情況下,拍攝對象是殘忍暴力的犧牲品。在被拍攝的時候,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家園,眼看著自己的親人被殺害一有時被殺害的還是自己的孩子。他們大多數人是無辜的,完全不該遭受這樣的厄運。我拍下這些照片是希望每個人都能知道。這是我的主張,但是我不強迫任何人去看這些照片。
        我不是在這里宣講,或者通過喚起大家的同情心而把自己的良知置于事外。我拍下這些照片是因為我有道德和倫理的義務。在這些苦難面前,你可能會問: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倫理?它們就在我面對垂死之人,決定我是否應該按下快門瞬間。

         

         

         
        內容選自《薩爾加多傳》
        口述 :[巴西] 塞巴斯蒂昂·薩爾加多
        整理:伊莎貝爾·弗朗柯
        出版社:中國攝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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